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共同属于“唐宋八大家”这一散文经典谱系中的基本元素。其中，苏轼散文的经典意义最为显著。在—年间，苏轼散文在理学文化语境下被建构为文学精神与文人风貌、写作范式、知识学理这三重层面的文化典范，由此奠定了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基本属性。在苏轼散文的经典性已被普遍承认并充分诠释的前提下，“三苏”在散文经典体系中的并称具有何种文化意义，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属性基于何种维度而独立体现，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清人袁枚（—）对“三苏”并称的现象提出过质疑，称“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然而，这一疑问始终未得到后世文学史家的直接回应。本文仍将以—年为考察范围，继续探究在这一理学思想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并对南北中国知识界均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时期里，“三苏”并称如何在散文经典的维度中标示其文化属性，苏洵、苏辙的文章如何被建构为文学经典。
一、—年间“三苏”并称现象的
梳理与考察
文章选本的编纂是文学经典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具有标举经典、传播经典的重要功能。—年间已经出现了多种以“三苏”命名的文章选集，且有至少三种保存至今，分别是《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和《东莱标注三苏文集》。本文首先依次分析这三部选集的篇目，考察进入这一经典体系中的“三苏”散文的文体类型和基本内容。
1．《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
该书有卷本和70卷本两种。宋刊卷本自清宫流出后东渡日本，藏于宫内厅书陵部，年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该书第1－10卷属于经学类的文章，包括对经书的总论和对经典的阐释；第11－42卷为各种类别的“论”体文，其中尤以历史题材的专题性文章最多，如“帝王君论”“帝王臣论”“圣贤论”“列国君论”“列国臣论”“历代君论”“历代臣论”“历代论”“历代土风论”“历代夷狄论”“权书”“衡论”“史论”“谥法论”，以及苏轼、苏辙的“秘阁试论”等；第43－60卷为各种“策”体文，包括“策略”“策别”“进策”“策问”等，其中仍包含了很多史论性散文，尤以苏辙作品为最多；第61－72卷为进呈帝王的文章，包含“上书”“奏议”“表”“状”等文体；第73－81卷为一般性社交类的文体，包含“书”和“启”；第82－86卷为抒情言志类的“记”和“叙”；第87－89卷为各种杂文，包含“杂说”“杂史”“史评”等；第90－卷为人物类文章，包含“颂赞”“碑铭”“行状”“墓志铭”等。
通过目录，可知被《文粹》选录的“三苏”散文大多属于学术思辨性的文章，经学、历史、政治题材的论证、阐释性文章的入选比例接近60%。其中，史论类文章入选最多，仅历史人物论一项就独占了20卷的篇幅，另外在“策”“史评”等其他文类中也包含诸多史论性文章。可以说，史论类散文构成了《文粹》选文的主体——苏洵集中谈论历史经验的“权书”“衡论”组文都被悉数选录；苏辙史论的入选数量更为庞大，其出处不仅来自《栾城后集》《栾城应诏集》，也包括其《古史》中几乎全部的论赞；此外，苏轼《东坡志林》中的“史评”以及苏辙《古史序》，也在其他类别的文体中入选。《文粹》的这一编选思路，说明散文经典体系中的“三苏”并称在极大程度上基于史学内容的要素。
另外，苏洵的经学议论文——“六经论”被置于全书的首卷，这也足以见出这部“三苏”总集的学术性及编选者在学理层面的用心考量。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对“苏氏蜀学略”的整理、归纳，即将此六篇文章作为“苏学”的纲领性文献而全文抄录。同时，该书的目录也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信息，即在“记”体文这类侧重于阐发个人情怀而非学术见解的文章中，苏轼散文的入选数量（15篇）要远多于苏洵（3篇）、苏辙（8篇）。由此可知，与苏轼散文所拥有的较为广泛的经典性场域相比较，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价值相对具体地体现在知识、学术的维度中。
《文粹》的70卷本则先以作家、后以文体分卷——第1至11卷为苏洵文、第12至43卷为苏轼文，第44－70卷为苏辙文。11卷苏洵文中，“论”“策”体文占了7卷，其中《高祖》《项籍》等5篇文章仍归于“权书”系列文中，未重新归类。27卷苏辙文中，经解、论、进策等学术性文章占了24卷，“历代论”“进论”与《古史》中的论赞部分仍然按照所论对象的时间顺序，被混合收录其中。该书编选视角与卷本的同名著作大体一致。
2．《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
该书80卷，先以文体、后以作家分卷——每种文体都依次收录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与《文粹》的区别在于，《文集》将三苏“上皇帝书”而非关于儒学经典的述论置于卷首。但其与《文粹》相同的地方仍很明显，即阐理性的“论”体文占据了将近一半的篇幅（38卷）。不过，该书编选者的眼光相对粗糙，以致出现了明显的硬伤——在第55卷、60卷等处将苏辙的14篇文章（《三国论》《晋论》《西南夷论》《北狄论》等）误归入“东坡先生”之作。
3．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
该书体例与70卷本《三苏先生文粹》类似，含苏洵文11卷、苏轼文26卷、苏辙文22卷。策论文章在苏洵、苏辙文中所占比例仍然巨大——苏洵文中包含7卷、苏辙文中包含19卷；苏辙“历代论”“进论”组文和《古史》中的大多数论赞均在其中。相较而言，在“记”“序”两类文体中，苏轼文的入选数量（11篇“记”、9篇“序”）仍远多于苏洵（4篇“记”）、苏辙（5篇“记”、4篇“序”）文。与之对比，吕祖谦（－）所编另一部文章选本《古文关键》却只收录了2篇苏辙文章（《三国论》《君术二》），甚至少于曾巩（－）文章的入选数量（4篇），这是因为《古文关键》更侧重展示所选文章的结构特色和语言水平。由此可再度证明，苏辙散文主要凭借其史论类文章的内容与思想受到编选者的重视。入选此三部选本的“三苏”作品大多具有阐述经史思想、政治观点的学术性质，其中史论类散文所占比重最多，由此可知“三苏”在散文经典体系中的并称包含了学术思想的重要因素。而在“三苏”之中，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属性更明显地依托于其学术性的内容。
在文章选本之外，“三苏”并称也在当时许多文章、笔记中出现。早在11世纪，《渑水燕谈录》即记载“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12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顾性地评说“三苏”的文章成就。他们有的重在说明“三苏”或“二苏”（苏轼、苏辙兄弟）代表了同一类型的文章风格，例如吕本中（—）在《童蒙诗训》中说“读三苏进策涵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文字霶霈，无吝啬处”，元好问（—）说道“苏氏父子昆弟，文脉若不相远”；有的重在说明苏氏父子或兄弟共同代表了士大夫文化人格的一种范型，比如魏了翁（—）称赞东坡兄弟“以正学直道周旋于熙、丰、祐、圣间，虽见愠于小人，而亦不苟同于君子”；也有人表示“三苏”或“二苏”代表了一种知识体系或脉络。例如叶适（—）在为李焘（—）《巽岩集》所作序文中说：
蜀自三苏死，公父子兄弟后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学，综练古今名实之际，有补于世。天下传以继苏氏。
“综练古今名实之际”即总结历史的成败得失，这构成了后人传承“苏学”的基本内容。北方的赵秉文（—）亦在《性道教说》中有这样的设问：
或曰：韩欧之学失之浅，苏氏之学失之杂，如其不纯何？曰：“欧苏长于经济之变，如其常，自当归周、程。”
可知在唐宋散文经典的体系中，“苏氏之学”代表了与韩愈（—）、欧阳修（7—）相对不同的学术特征，以知识含量的丰富性而非正统思想的纯粹性见长。
然而，若只笼统地并称“三苏”或单独强调苏轼的价值，不仅可能模糊苏洵、苏辙文章的经典意义，而且会使“苏学”的含义难以得到全面、准确的理解。在12－13世纪，已有许多人留意“三苏”的区别。苏辙之孙苏籀（—）较早
